印章款识除了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外，有些款识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性。它可以或记事或抒情，或谈艺或品味，读之令人神往，发思古之幽情。所谓“方寸之间，气象万千”，不单是指印文，而且也适合款识，两者都具有金铸玉琢的微妙感觉，同样引人入胜，唤起我们不尽的联想，带给我们无穷的意味。印谱是印文以及款识的载体。钤拓精美的印谱不仅可以让我们尽情欣赏其中的佳作，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。印谱的钤拓，在清道光之前，都是只用印泥朱拓印章，并不墨拓款识，直到西泠印章艺术昌盛繁荣的晚期，才有林云楼以拓碑帖的方法为赵之深墨拓印款，置于印谱后面。如对方爱好藏书，可送藏书章;如对方热爱书画创作，则除了送落款姓名章外，还可以送引首章。山东倚天斋印章商家

印章按所篆刻的内容来分，主要分为名章和闲章，名章之外，统称为闲章。送礼的印章，印面的内容一般刻姓名居多，但也视需求而定。如对方爱好藏书，可送藏书章;如对方热爱书画创作，则除了送落款姓名章外，还可以送引首章。在特殊的节日，或需特别的纪念，如出生、百日、成年、结婚、金婚等，均可以用一枚闲章表达恭贺之意。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地区的收藏家认为汉文篆刻名贵印章既是贤达的表现，又是贵重礼品，根据对象、目的的不同，送礼有不同的讲究。上海倚天斋印章品牌走过你征我伐、割据多如牛毛的南北朝历史终于又一次挣脱窄狭的瓶颈。

由于印章不再钤抑封泥而转为钤于纸帛，封泥时代结束，钤朱时代到来。印泥（一般为红色）出现了。同样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，公印也由秦汉的阴文转为阳文。秦汉印主要分铸、凿两种，故所用缪篆平正谨严。隋代公印是用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，故又称蟠条印。其印文盘曲，多为圆曲笔道。后世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，更将文字笔画任意重叠折绕，发展为九叠文。秦汉时代，官印从不署款。从隋始，官署印有了刻款的习惯。有印款隋公印凡见三例，皆刻铸造时间，如“观阳县印”，背部凿款“开皇十六年（596年）十月十五日造”。

鼻钮：这是我国古代早期印章多见的印钮，因孔小如鼻而得名。先秦的官印、私印均大量采用这种形式，汉代以后的官印鼻钮变大，故又称之为瓦钮、桥钮。由于印章在官方、民间的大量、的使用，印材的多样化，为印钮的设计、制作创造了更加宽广的空间，所以，到了清末民国年间，印章的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。印钮的设计也突破了上述的钮制，各种生肖鱼虫，人物花鸟也尽现于钮的设计中，在这种形式下，铜印章作为我国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印材，在与明末清初出现的石制印材竞争中，不仅没有衰落，反而有大量铜印章精品面市，并流传后世，据北京市印章前辈回忆，民国时期铜印章牢牢占据着北京市场的七、八成。官印以外印章统称私印。

宋初百废待兴，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。不久重铸公印时，印文多嵌“新”或“新铸”字样，以区别于五代公印，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“东关县新铸印”等。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，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。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，以后印边逐渐加宽，如989年铸“拱圣七都虞侯朱记”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，达0.1厘米。到南宋景定元年（1260年）铸“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”，印边已宽达0.3厘米。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，而是直接铸造，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。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。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，标明铸印年月，如“东关县新铸印”背凿“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”。中期以后，在刻凿年款的同时，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“少府监”的名称。如“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”。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，背款中“少府监”遂为“文思院”取代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靖康之难后，宋代官员仓皇南渡，印信多有遗失。南宋又重铸公印，不过在印文前“加‘行在’二字，或冠年号以别新旧”（《宋史?舆服志》）。体制复杂，可以从字意，文字安排，制作方法，治印材料以及构成形式上分成各种类别。上海倚天斋印章品牌

一般情况下，印章文字的排列顺序都是从上到下，从右至左的。读印文的时候，也是按这样的顺序来读。山东倚天斋印章商家

西夏（1038—1227年）是由党项族建立的，其文字吸收了汉字笔画的一些特点，但与汉字完全不同。西夏公印有以下几个特色。，中国古代公印基本上皆为正方形，宋辽金元亦莫能外，西夏公印却独用圆角形式。第二，隋唐以来，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，但西夏公印皆为满白文，笔画极粗，而且使用边框。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叠文特点，印面安排匀整饱满。第三，印文从二字到六字不等。其中二-二字的“首领”印多，占现存西夏公印的九成。“首领”二字西夏文为上下安排，与两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。第四，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（有的还精确到日）和机构。西夏公印却在印背左边刻铸印年代，不记月日，更不见铸印机构。而在钮右印背刻执印者姓名，这在公印制度上是从来不见的。有时西夏公印在背钮顶端还用西夏文刻“上”字，这显然是受到宋印的影响。山东倚天斋印章商家